“我不知道。”雷·邦已经不耐烦了，他的嗓门越提越高，就像在跟人吵架。他对律师的话有时候答非所问，有时候又自己冷不丁儿冒出几句不相干的话来。比如现在，“你的办公室打电话到基纳德家里，给他留了一个号码，说是要我打电话去监狱。”

     “你记错了。”伊芮摇摇头。

     “我怎么会记错？”

     “如果我告诉你，我根本就不知道基纳德的地址和电话，你会觉得奇怪吗？”

     “不奇怪，伊芮。我永远也搞不清楚你到底知道些什么，但是我知道基纳德是做房地产的，他的电话号码总是登在报纸的广告栏里。”

     伊芮无心跟雷·邦纠缠，便以进为退，抛出另一个问题：“你知道季米的事吗？”

     “没听说过。我读了报纸才知道他被杀了。”

     “得，我们再回到曼斯菲尔德。里克·鲁斯想知道你们的行踪，对吗？”

     “他想知道贝蒂的行踪。”

     “你挂掉电话后多久彼茨夫人被捕？”

     雷·邦想了一阵：“半个钟头。”

     “当他们逮捕彼茨夫人时，是否也逮捕了你？”

     “他们先铐了我，后来又放了。”

     “彼茨夫人入狱后，你打过电话给她？”

     “对。”

     “你们都谈了些什么？”

     “这跟你没关系。”

     “我恐怕这跟法院和陪审团有关系。”

     “我们谈了这个案子。”雷·邦很不情愿地说。

     两个人又吵起来了，雷·邦拒不回答伊芮的某些提问。不得已，法官杰克·荷兰只得出面干涉。

     “你在监狱里关押过多久？”伊芮·安鲁斯的最后一个问题。

     “七八年。”雷·邦回答。

     伊芮疲惫地挥挥手，把证人移交给公诉方。

     比尔·班迪拿起几张照片：“你知道这些地方吗？”

     雷·邦一一看过：“井式花坛……贮藏室……房车……”

     “请告诉我，谁侍弄井式花坛的花草？”

     “贝蒂。”

     “她也自己剪草坪吗？”

     “她从来不让人家动她的园子。”

     “你住在那里的时候，知道园子里埋了两个人吗？”

     “不知道。”

     伊芮·安鲁斯终于恢复过来了。他问雷·邦：“你当时是否知道，或彼茨夫人是否告诉过你，罗宾·布兰逊杀害了季米·彼茨？”

     “不知道。她从来没有告诉过我这些事。”

     “她也没有告诉过你她曾经杀了什么人？”

     “没有。”

     正如伊芮·安鲁斯对罗宾许下的诺言，贝蒂·彼茨在星期三下午走上了证人席。坐定之后，贝蒂以她惯常的神态对伊芮·安鲁斯羞涩地笑了笑，又朝陪审团点点头。

     伊芮关照贝蒂道：“请你讲话时大点声，让大家都能听见。”

     “好的。”贝蒂柔声地说。

     “你以前有没有触犯过法律？”

     “从来没有过。”

     “你恐怕应该稍微讲一讲那桩被撤诉的案子，关于你的一位丈夫。”伊芮提醒一句。

     “好的。我的第二位丈夫叫比利·约克·朗恩。他亲口对法官说，我用枪打伤他都是他的过错，所以法庭改判我‘行为不端’，罚款100美元，外加50美元手续费。”

     伊芮引导贝蒂重复了一遍他们去弗吉尼亚及回来以后发生的事。

     伊芮问：“如果我说季米·彼茨在雪松湖失踪，这句话是对的还是错的？”

     “错的。”

     “为什么？”

     贝蒂细细地讲述了季米在198年8月5日晚的行踪，他去了什么地方、跟谁说过些什么话等等。“我们驾船去加油站加油。季米对我说，这条汽艇他一直保养得非常好，现在被罗宾搞得乱七八糟的。然后我们就回家看电视，然后就准备睡觉。”

     “你们是睡在同一间卧室里吗？”

     “是的。但那天晚上我们没有睡成觉。”

     “为什么？”

     “季米躺下后，我出去把狗牵回厨房。我每天晚上临睡前都这样做。等我回到客厅，罗宾从外面骑自行车回来了。”

     “你是说你的大儿子？”

     “对。季米听见他回来了。季米那天喝了一天的酒，他醉得很厉害，而且很生气。”

     “罗宾进屋以后，季米做了些什么？”

     “季米起身来到客厅，说罗宾，你是不是把工作辞掉了。罗宾说是的。季米就开始数落罗宾开了他的汽艇，把摩托车撞坏了，还有我的卡车，四个轮胎全瘪了，车上到处都是泥。家里也乱七八糟的，季米珍藏的钱币被扔得到处都是。我劝季米安静一下，等明天再说。季米回到卧室，罗宾去了卫生间。等罗宾出来时，我听见他俩打起来了。我吓坏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们在卧室里打起来了，声音很大。”伊芮大声重复一遍，好让所有的人都能听见。

     “他们在相互叫骂。我正准备往卧室走，就听见了一声枪响。”贝蒂开始抹眼泪，很响地擤鼻涕，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纸巾。

     “你听见一声还是几声枪响？”

     “我就记得听见一声。”

     “后来呢？”

     “我到了卧室，看见季米躺在地上，罗宾站在门口。我一下子就跪倒在季米身旁。”

     “罗宾的手里有枪吗？”

     “没有，但是后来我找到一支。”

     “是像这样的吗？”伊芮拿起物证台上那张点三八口径自动左轮手枪的照片。“你们是不是有两支像这样的手枪？”

     “我们一共有三支。”

     “季米躺在地上是什么姿势？比方说，脸朝下吗？”

     “他是侧身躺着，头上在流血，还有好多好多的血从嘴里冒出来。我抓过一条床单，我不太记得什么睡袋，只记得抓起一条床单。我坐在季米身边的地上。罗宾说：‘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他要我帮助他。”

     “你有没有和季米说过什么？”

     “我紧紧地搂着季米，告诉他我打算做什么，为什么要那样做。我相信如果季米现在在这里，如果季米现在能看见我，他一定会说他理解我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帮助罗宾。”

     “你为什么没有别的选择？”

     “我一直觉得欠了罗宾。记得罗宾八岁那年，我送他去他父亲和继母家，他眼巴巴地望着我，问他什么时候可以回家，我说很快。其实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他一直长到了18岁才又回到我的身边。”

     贝蒂以下的证词和其他家庭成员提供的相差无几——她让罗宾出去找波比，又打电话给雪莉等等。贝蒂只是巧妙地将细节重新编排，使之符合她的故事。

     伊芮说：“咱们还没说完卧室里的事。你把床单盖在了彼茨先生身上？”

     “我把床单盖在季米身上。当我把他的身子翻过来时，发现了那把枪。我捡起枪放进了床头柜里。”

     “当罗宾回来的时候，季米的尸体在哪里？”

     “还在卧室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