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艺萍将这封信又仔仔细细看了两遍，仿佛要将里面的内容深深地刻在心中，人世变幻一至于此，当年自己去延安，郭先生便不是很赞同的，后面终于在上海解放前全家先行离开，可惜了有一些文化界的人士，因为对党不能够信任，所以转去了港台，虽然老舍先生已经在四九年底回国，然而听上海那边的消息说，就在前不久，张爱玲离开大陆，也是去了香港，如今芳仪姊妹也离开了，比起张爱玲苏青，檀露虽然不是一个很知名的作家，然而在上海文坛也小有名气，而如今无论是出名的还是不很出名的，却都离开了啊，这个时候的大上海，终究是显得寂寞了吧。

终于，梁艺萍划着了一支火柴，燃着了信纸，将纸张丢在一个铁盆里，看着那火焰迅速燃烧，吞噬了信纸，转眼间一封信便化成了灰。

梁艺萍打开一个很陈旧的笔记本，抚摸着扉页上的题字，已经这么多年，这个本子仍然伴随着自己，每当看到这个笔记本，便想到了上海的故人旧事，想到朋友间那温暖的情意，如今也是“珍重佳人待好音”，希望她们在香港一切安好。

从前谢芳仪便开玩笑似地说起过：“给家里的信多是若荻在写，我给报社杂志写写文章是可以的，唯独写家信，却是很头痛，每每不知该写什么，若荻每回写了，我在下面再加几句，署个名字，便寄出去。”

当时几个伙伴还打趣她：

“作家却不擅长写家信，给人家知道了，多么的令人发笑呢？”

此时的北京，梁艺萍拿着一封信，目光如同水波一样，幽幽地从白色的信纸上流淌而过，这是前几天自己刚刚收到的信，五月自己写了信给谢余两姐妹，迟迟没有收到回信，然而也并没有将信退还回来，因此很怀疑是丢失了，郭先生已经找寻不到，没想到如今连她们也难以联络。

自从一九三九年离开上海奔赴延安，到如今已经十三个年头过去，这十几年的动荡不安，造成故人星散，有时候回忆起往事，也有一种人事两非的感叹，这种时候她就把精神转到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上面来，日月已经换新天，自己正在年富力强，正是为祖国为人民再立新功的时候，切不可如此多愁善感。

没想到就在三天前，竟然接到了两姐妹的回信，已经三个月过去，梁艺萍本来已经不抱希望的，哪知竟然真的有信来，这可是大大出乎她的意料之外，分外惊喜的了。

福尔曼先生很快便请她们吃饭，饭桌上将一个牛皮纸袋交待给她们，里面十几封信，都是郭总编陈夫人还有静宜她们写来的。

福尔曼先生一边摇晃着杯子里的红酒，一边说着：“虽然不知诸位具体的经济状况，不过想来也是还可以的，如果有财力，建议就在此地买地，香港的地皮一定会越来越贵的，比如这位戴大姐，假如想要就此颐养天年，便买一块地皮拿在手里，盖起房子来向外出租，便可以坐收租金，自己什么都不必做，每个月便有定时的米粮，如今的香港，投资什么都不如投资地皮，既稳妥又获利丰厚，股票之类都在其次。”

余若荻连连点头，香港寸土寸金可不是说笑的，要说发了这么多年的战争财，虽不敢说买很大的地，但买一小块还是可以的，在香港有了这样一块地，那可就什么都不必愁了。

“有亲人在那里，自然就是很好的了，像是我们，在香港无亲无故，虽然离了上海松了一口气，但是一想到在香港要怎样生活，也是很为难呢。”

“只要肯努力做事，总能有一碗饭吃，虽然是累一些，可是总比不知什么时候便降来灾祸要好。”

“是啊是啊，虽然是一个没有什么知识的人，可是总觉得有些心惊肉跳呢，现在想一想，像我们这样的小户人家，倒是也还好，说走就走了，倘若是那些大老板，产业在那里，除非是忍痛丢下了，否则哪里走得那么容易？”

“这大概就好像但凡是厨师，回到家里总是不喜欢做饭是一样的。”

对于信中的危机意识，经历过延安整风的梁艺萍并不觉得完全是杞人忧天，那一次的运动之中，几十个人的临时党支部里面没有屈打成招的，只有五个人，自己就是其中之一，虽然从那以后，自己得到了组织更大的重视，然而这几年来每当回忆起当年的情形，梁艺萍便不由得有些心肝战栗。

进入组织这么多年，组织的历史她也是晓得的，三十年代大肃反，杀死了许多自己人，其中相当着名的便是段德昌，逃了的则有一个龚楚，肃反专家高敬亭最终也因反党而被杀，四十年代初便是整风，如今五十年代，虽然说已经战胜了国民党反动派，革命取得了初步成果，按理来讲应该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了，然而倘若根据党内历史规律，十年一次运动，也不知未来能不能够平安度过，所以谢芳仪一家的离开，或许也并不是一件坏事吧？

那一天梁艺萍拆开信封，只见里面是三张纸，密密麻麻写满了钢笔字，说的是各人别来的后续，道是郭维淮先生已经在四九年的一月便离开上海，去了台湾，三年来未便通消息，如今自己一家也要去香港，这一封信是启程当天发出来的，当梁艺萍接到信的时候，想来那边已经到了香港，所以不必回信，而且阅后即焚，不要保留信件，只怕未来政治运动再起，对梁艺萍不利。

梁艺萍读着这充满危机感的信，心头如同给人用木锤敲着一样，怦怦地乱跳，虽然信中的文字非常平淡，并没有表达激烈的情绪，然而就是在那种淡然之中，令人感到强烈的紧张。

当年离别的时候，景心还只是几岁的孩子，如今也已经进入了港大医学系学习，倘若学成归来，为新中国的建设出力，那该是多么的好啊，可是根据自己对那两姐妹的了解，尤其是余若荻，她是绝不会赞成侄女回到此时的大陆来的，这封信也很显然是出自她的手笔。

丁香虽然也是心动，然而她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犹犹豫豫地说：“那边的共产党不会打过来吧？”

福尔曼笑道：“英国当年与清政府签订过租约的，租借九十九年，到一九九七年才期满，中共政权之前也表示承认这项租约，毕竟如今的红色中国已经与美国为敌，全面倒向苏联，倘若再用武力强行收回香港，对外的联络就基本断绝，假如真的那样，我倒是要看看她们要怎样对待澳门。”

丁香在心里画了一个数学公式：97-52＝45，还有四十五年，自己只怕活不到那么久，所以很不必担忧那么长远的事情。

余若荻：船小好调头，荣毅仁是很聪明的，捐献了家业，不过他也算是得到了回报，荣氏家族在二十一世纪也是常青树。

经过了四天全身心的放松，船终于靠在了香港码头，六个人来到岸上，走在人流之中，满耳听到的都是陌生的粤语，人潮渐渐分流，道路上前面两名男子正在吵架，一个人指着另一个人，傲然说道：“俾机会你讲多次！”余若荻摇了摇头，自己到了这个年纪，还要再学一门外语。

找寻了一个老式旅馆暂时落脚，余若荻便与福尔曼先生联系，再三致意多谢他发来的工作函，众亲朋已经平安到达香港，偷渡可是很贵的哦，而且风险性也大，假如能够走得光明正大，还是这样名正言顺地跑路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