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很少会有这样玲珑的尖下巴，这样长得小巧的一张脸。五官深邃，那是有些西洋化的五官，白人的五官更精致些，也就是更漂亮些，又留着黑亮的长发，嘴唇丰满，所以很容易让人以为这是个越南女佣。特别是当他跪在地上，不去细打量他的身形时。他身上没有男性的锐气莽气，太温和，柔软。不说话，沉默，听任指使。

他拿着刀在手中削杨桃。不要看它长得奇形怪状，又是绿皮的，看起来口味生涩，其实是甜的，是水果。水栗子，也是水果，是长在泥土里的水果。

白人少爷学着像猴子一样吃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刚抵达永隆的头几个星期莱昂就跟度假一样，还没有什么事情忙，乐得自在。

至于那个混血儿，得知道他在殖民地实际上处在一个非常难堪的位置上。在白人眼里这自然是个黄种人，可本地人并不把他当同胞。自然，他既不是法国人也不是越南人。

他是个局外人，没人把他当做这个法国家庭里的一个孩子来看，包括他那个兄弟。当莱昂崇拜他迷恋他的时候，他是把他当做一个纯粹的东方人来看的；当他们做爱的时候，他更是忘了他们其实还有些血缘关系。

花园里种了一棵香蕉树，几株酸豆，还有玫瑰和欧洲夹竹桃。树多招虫，睡在花园茅屋的仆人（那是独立于洋楼的一间木屋，专门供安南佣人住），就要把床腿放在盛水的坛子里。早上起来，水里淹着几只虫子的尸体。当地人喜欢睡在室外，屋里不通风，闷，热。

混血儿一开始是住在洋楼里的，白人少爷给了他一个房间，后来他搬出到门廊去睡了。怕丢东西，睡在门廊可以顺便看家。

除了房子，还有小轿车，在永隆时莱昂就配上了蓝旗亚。

有很多的茉莉，法国市政府把茉莉当成绿化植物来种，一到五六月份，满大街都沤浸在这股甜腻到让人犯恶心的花香味里。当他在越南时，他讨厌这股味道，等他回到法国，他又怀念它。

榕树的根从石砖下爆出来，扭曲成蜂窝一样的形状。每天都来树下乘凉的人力车夫，裹着头巾，很好地习惯了在现代化的城市里讨生活，他们原本也有土地来着，原先是农民，有属于自己的水稻田。后来政府没收了他们田地，他们便来到城市里做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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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人都喜欢穿一身白，永远纤尘不染，他们不劳作，也不暴露在泥泞的户外。女人们都戴着夸张的宽边遮阳帽，小女孩穿带褶子和花边的裙子，小男孩穿运动短裤，都穿着亮晶晶的漆皮鞋。

干净的棕榈树林荫道，照着工程师的图纸修出来的笔直宽阔的街道，精心维护的公共花园。一座白色的崭新的城市，白人区里静悄悄的。

安南男学生给白人小姑娘写情书，他们很容易爱上那群金发碧眼的爱神，把他们写的情书塞在面包篮里，送进白人小姑娘的学校里。白人漂亮，对的是这样，想想看，他们身上的香水芬芳，苍白的皮肤和美丽的金发充满魅力，超凡脱俗。

我承认这个事实，这个孩子是强奸的产物，是侵略的产物。可是当法国情人在晚年闭上眼睛，他回想到的却是这个孩子从交趾的市集上为白人少爷带回的牛轧糖，和街头小贩卖的那些零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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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东西都没有改变，你现在也可以看到那些奢华的殖民时期的别墅。从前的西贡，现在的胡志明市，一副二十世纪香榭丽舍大道的场景，到处有露天咖啡馆和奢侈品店。历史遗留的痕迹还是很浓重，就像印度支那的情人那黑亮柔软的长发，这黑发留在脑海里的印象根深蒂固。

在白人的小圈子里凡事都传的很快，医生对于莱昂少爷的评价，不久就成了人们的共识。

父亲也听说了儿子的风评，他写信来要儿子替他去结交永隆的一位退休的投行人。父亲严肃地告诉他，他得改改他的处事风格。父亲对儿子那一套理论嗤之以鼻，他不可能当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公子哥，那是败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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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很意外，掏出手帕来揩了揩脑门儿。“啊…您有这样的意见，对我们最后的决策也很有参考价值。”

给莱昂治疗皮肤的胖医生登门回访了一次，他总是态度非常亲热。他这一次来，一是视察患者的湿疹有没有痊愈，再就是邀请莱昂参加本地白人圈子为新成员举办的洗尘宴。

医生大谈经营之道，讲自己看好了一块地，莱昂少爷又说不，这次他就被诟病了。不交友，不是很友好，太傲慢了，太自以为是。他作为年轻人应该虚心才对，这些都是前辈，好多人都是看着他父亲发迹起来的。哎，难道他不是因为自己是从巴黎来的大学生，就自觉高人一等，不屑于融入当地社交圈吗？

来永隆的第一个月，四月份，正是印支半岛雨水最多的时节，莱昂得了湿疹，床单半天一换。医生来，说道没什么，水土不服的小毛病。医生很富态，脸蛋胖虚虚的，一副仁医的慈蔼模样。为着他的湿疹，阮每天都换洗他的床单被罩，每天花掉半天的时间在院子里浆呀洗啊。这些贴身的织物，比如床单比如衬衫，阮不放心交给洗衣房去洗。他觉得别人洗的不如自己洗的干净。

庄园主破产了，要走法律程序，拿着法院传票来求公证人，或者和那头说上句话再宽限几天。他以为这个年轻的公证人好说话，这位大庄园主一向口碑良好，破产只是一次投资意外，如果及时获得资金周转，他的产业完全有救，莱昂说不行。没有通融的余地。

投资商从巴西来，委婉地透露他想要嘉定的甘蔗种植园，嘉定是西贡辖区内的一个土地肥沃的小镇，在西贡河和湄公河之间。劳烦公证人起草一份股权转让的证明，这还不算完，投资商坐在公证人办公室的沙发椅上，继续高谈阔论，先是夸赞这些当地人温顺而忠诚。接着又聊起现代工厂管理学，谈起自己对于如何提高劳工工作效率的见解：

我父亲的资产有几千万法郎，分散在交趾支那各处，全是不动产，随着殖民地政府在印度支那的统治日益稳固，这些资产会继续增值。

老一辈殖民者在印度支那大地上开创的商业帝国需要年轻的力量接手经营。

父亲只是要我在这里长长经验，熟悉一下环境。他是永隆地方公证处的负责人，二十左右岁的年轻人，难当此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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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下午五点，他从公证所坐人力车回家。车夫慢吞吞地蹬着车，很多穿着黑裤子的老婆子走到街上来，她们刚吃饱了饭，于是成群结队地坐在街边纳凉，气温还太热，难以入睡。等人力车经过那群纳凉的老百姓，拐进宁静、清洁的白人住宅区，在属于年轻公证人的那栋白色小洋楼的门前，就看见一位穿白绸裤子和茶色长衫的安南情人站在那里等人。

他每每都是这个样子，等他煮好了晚饭，就站在门廊前等我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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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信笺纸上写他的爱情，他对他的爱情故事的记忆紊乱无序。

写夏季，写暴雨，写台风，写蚊虫和蟾蜍，不是连贯的，没有讲述故事应有的顺序，写片段，只写某个爱情发生的片段，这样能减少他回忆的痛苦。单想那些片段，某个吻，某个夏夜的话，他的爱情姑且是甜蜜的。

莱昂伸出手，在阮为他切水果时握住他后背上的一把黑发摩挲。阮的长睫毛抖一下，他的眼睛很黑。

在永隆时他们吃米饭，喝中国式的粥，粥是咸的。

他跟阮都光着脚在屋子里行走，地板凉爽而干净，阮每天都拿墩布擦一遍地。下过雨后，花园里的蟾蜍会跳到他们的地板上，阮告诉他那些蟾蜍，它们又没有毒，你不用怕它们。

在1914到1915年之间，整个永隆省也没有几个白人。法国情人所居住的白人社区，不过总共有十几家住户，但处在原始落后的交趾支那，却俨然一副国中国的威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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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太热，头发围在颈子上捂汗，在白天，阮都是把头发扎起来的，只有在晚上，洗过澡后，才能看见散着长发的阮。

他们抵达印度支那的时候欧洲人对殖民地的开发还不太完善，西贡是在一战之后发达起来的。在永隆，只有白人社区安上了电话线。

那看起来就像是在囫囵的土布衣裳上打几块丝绸的补丁，好好的一件体贴衣裳，搞得千疮百孔，怪诞滑稽。看起来并没有很美观，相反不协调，丑。东方的殖民地那时候都是这样，半洋不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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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并不爱西贡，这位年轻的法国情人的爱和记忆大部分并不发生在这个被称为东方巴黎的殖民地城市。西贡是终点，是结局，它使他难忘，但它不属于这对情人，那个独属于这对情人的地方叫永隆，在1914年，它是法国情人在印度支那的第一处任职地。那里有森林、河流、荒漠。这片原始的梦土，保留着他唯一纯真的情感，对法国情人而言它就是他生命的全部，能够仍然像昨日一样驻留在他记忆当中，五十年后也是如此。

情人的思绪从临终监护病房回到他在永隆的居所。房子不是他十二岁时来交趾所住的那栋，那栋房子位于柬埔寨边界，是他父亲初到印度支那所置办的地产，那栋房子是本地人的，他住的这座房子则是座完全法式的小洋楼，有些显旧了，才一百坪，一点也不阔气，原本归属于本教区的神甫。他父亲暗示过他，他不必在永隆待太久，很快他就能利用职务之便将他调到首府西贡。从房间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不过十几步。天花板上装着吊扇，扇叶边缘粘着黑色的苍蝇屎。吊顶太低，他觉得憋闷得慌，他一抬手就能碰到天花板。儿童住这样的房子里肯定长不高。什么都很小，小巧的门、窗，小巧的阳台——仅容一个人转身。栏杆是细薄的铁艺栏杆，看着脆弱得像纸板支起来的一样。

楼后带一座小花园，围着白色的栅栏。热带地区的房子地基很高，当街一面大门的台阶修得又高又窄，似乎有些不近人情的意思，傲视着街上赤脚挑着担走过的人们。

莱昂是永隆的白人们当中的一个意外，他不怎么守白人圈子的规矩，他也不用发蜡头油了，很少去打理他那头亚麻色短发。穿殖民地产的棉麻衬衫，衬衫的领扣袖扣松开，热浪滚滚的午后他也光着脚在屋子里走来走去。留声机里放美国女歌手的唱片，他把阮拉过来，教他跳探戈狐步，在地砖上光着脚跳舞，舞步是乱的，两个人转着圈在门厅里横冲直撞。

他们情感自由，暂时无忧无虑，莱昂身上少年的浪漫天性很快就能发掘出异国生活的乐趣来。在去西贡上任前的那段时间他常常大门紧闭，谢绝来访，享受着一种很单纯的度假生活。他去那种白人不会去的地方，背着画板去湄公河三角洲的滩涂岸，去晒盐场，水稻田，去观察当地人如何劳作和生活。他还有很多书，很多诗集，都是他以前在法国时很少能沉下心来读的那类，这位少爷的脾性大为改观，他在下午带着一本普希金的诗泛舟湖上，绿色的河水有股淡淡的鱼腥气，难以置信几个月前他还喜欢流连在巴黎的各个歌舞厅纵情声色。

在殖民地的城市里，漂亮的白人女孩肆无忌惮，她们脱掉的白帆布鞋散落在台阶上，令人心迷意乱。在夜晚唱本地歌曲的校工路过她们时停下来，痴迷地望着白人女孩跳舞，站着纹丝不动。法国姑娘跳的是一支西班牙狐步舞曲，与那栋半旧的白色小洋房里飘出来的舞曲一样，是同一支舞曲。

越南的阳光烤红了她们的皮肤，可是她们快活，她们跳舞。她们知道自己美丽，知道有人偷窥她们。

白人区建在高地。

从父亲那里受到打击后，莱昂彻底回归到原始纯朴的生活状态里，不参与任何应酬，不结交任何名流。在巴黎时，他因为应付无聊的人群而倍感疲惫。他向阮抱怨，那些拖拖拉拉持续到凌晨三四点的桥牌会，无聊透顶。男人们聚在一起，无非就是谈论某个议员某位贵族的绯闻，或者谈论股票基金行情，或者更坏，听他们谈论政治。他讨厌永隆当地的同僚来他家里吃饭，有人来做客的时候，阮一个人就应付不来了。家里没有别的仆役，而那个安南少年并不会烧法国菜，他还得去城里的酒店请个厨子来家里做菜。

法国情人在永隆时率性纯真，然而一年后等他去到西贡，他就又变回了一个常见的傲慢的白人官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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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父亲刚来时不也是从领事馆的书记员开始做起的吗？全凭人家提携！

医生是这么想的，他自己原本是法国外省的一个乡下药剂师，在祖国当赤脚医生。

他们这些殖民者，医生、校长或者牧师，在聚会宴席上每天绞尽脑汁研究的都是这些，把这片土地榨干，榨得一滴不剩，就像他们在澳洲美洲做的那样。

“是的，得研究一个方法，好让他们偷不了懒，天一热人就愿意发懒，可是这些当地奴隶不应该，他们应该习惯了在一百华氏摄氏度的气温下工作的……”

连本地的小学校长都来套近乎。但是莱昂已经受够了本地白人老爷们装腔作调的姿势，校长同他谈起有关新越南语改革的政策，他不等听完就毫不客气的打断。年轻的公证人认为这种改革纯属多余，他了解过本土语言，他认为它是门既完善又科学的语言。再者说如果要变革越南语，至少要问问越南人的意见，这是最基础的。

“您应该把改革议案提交给永隆省的殖民议会，由各界代表们决定是否要实施教育改革。”

早些年是这样的，土地先占先得，只要你开垦一块地，你就能成为它的业主。印度支那成了当年的美洲——就差在新占有的地头上插一面小旗子了。但是来的人多了就容易起纠纷，要想治理长久需要秩序。

财政部长把儿子安塞在一个要职上，巴结的人很多，贪污舞弊的人很多，这是个很好的锻炼机会，让一个毫无社会经验的大学毕业生迅速成长为殖民帝国的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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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甚至还有一只宠物猫，殖民地大街上的野猫，一只黑色的细猫，被阮抱回家收养，他给它起名叫mun，我没有纠结这个名字的意思，那是一个类似于咪咪这样的猫咪名字。

在永隆的那段日子，那是他们最好的一段时光，他真正做到了让阮就像他的妻子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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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在巴黎时，阮听从他的命令叫他的名字莱昂，回到印度支那，阮便自然地叫回了少爷。在巴黎他们是兄弟，在印度支那他们是主仆。

其实在那时，无论是印度支那抑或东亚的其它地方，男子没有留长发的，那已经是在二十世纪了，是在文明的现代社会了，但是东方的历史仍然留给西洋固执的长发印象。

情人的长发在祖国同胞眼中是古怪的伤风败俗的，只有来自欧洲的殖民者才觉得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