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利索地从衣领整到裤脚，还顺手把我的口袋搜了一遍。
“绢头 (手帕) 带好了吗？”
我马上从书包里掏出那块干干净净的手帕让阿婆捡查。从幼儿园起我们每天都要带干净的手帕，那时要把手帕用别针别在胸前(防止丢失，便于检查)。读书后，手帕还是要带，但不用别在身上了。其实我一天也用不了几次手帕，不像阿哥，一个上午手帕里便涂满了黄浓鼻涕，粘糊糊的。“书包给我看看。”
而后，弄堂里便响起了此起彼伏，一阵阵哗啦啦淘(刷洗)马桶的声音，那可是声势浩大的晨间交响曲。一些服务站的阿姨洗刷马桶别出心裁：将一堆毛蚶壳放进马桶里，再用刷子起劲地刷。她们一字排开，手中的刷子在马桶里飞快地旋转，如同上了发条一般，就像在比赛淘马桶。马桶是刷干净了，但这音量完全可以和你床头边的闹钟相媲美。此刻，该醒的和不该醒的全都睁开了眼睛。你要是还能睡你的觉，那就要有些过人的能耐了。洗刷声过后，服务站的阿姨把马桶盖掀开，靠墙而放，等凉干后主人自会把它们拎回家。
今天不知怎么我又顺利地闯过了那三道关。这是不是刚刚过了一个舒坦的寒假，多睡了几天懒觉？还是像我阿婆说的那样，是“春困秋乏”了？或者像诗里说的“春眠不觉晓”呢？ 不对啊，立春才刚刚过了两天，我怎么就犯困了呢？
漱洗完毕我奔到饭桌，滚烫的泡饭早就凉在桌上了。阿婆经常说“热粥难为菜”，意思是粥、饭太烫，菜就吃得多。我的早饭是两个大饼，一大碗泡饭和一碗豆浆，泡饭上是一小撮什锦酱菜(三分好买小半碗)。我胃口大得出奇，我没有喝牛奶的习惯，太贵了，吃不起，只好用三分一碗的豆浆来冲满肚皮。又是泡饭又是豆浆，每天早上我吃得是肚饱气胀。肚子一饱，我精神就充足，眼睛就明亮，脑子就灵活。不过上午第三节课的下课铃还未响，我肚子就会咕咕吱吱地直叫，好像小老鼠在笼子里玩转轮一样。肚子一空，我上课就会走神，思想就集中不起来，脑子就不管用了，课也就听不进去了。
再说了，就算自己醒不来，那还要先过三道关，才能续我的好梦啊。
首先是送牛奶的。每天五点不到，外面还是漆黑一片，她就推着一辆铁轮小车来送奶了。她轻手轻脚地打开订奶户门前的小木箱，取出空牛奶瓶，放进当天的牛奶，再上锁。阿婆订了一瓶甲级牛奶，一角六分一瓶(半磅，零售价)，乙级的便宜两分。但那铁轮碾着水泥地，声声刺耳。在静得出奇的弄堂里，那无疑是一首响亮的起床号了。第一批人被她吵醒了。我有点弄不明白：弄堂水泥地上没铺铁轨，牛奶车没有必要装铁轮子。
黎明时分，一声嘹亮的吆喝声从远处传来：“夜壶哎……”(“马桶拎出来”，各地的吆喝略有不同)。那是马桶车来了，催着人家出来倒马桶。倒马桶的不一定被她弄醒，不倒马桶的全都睡不下去了。她那中气十足，调头极高，带有苏北腔的吆喝，像一把利剑，刺破安静了一夜的天空，惊醒了不少梦中人，就像在催他们快起床，好准备上班了。不过，她只叫两、三次，来的时候吆喝一声，中间叫一次，走的时候再催一下。
“看什么看，七点早过了！等着吃生活 (沪语：挨揍)吧。”
不行，我屁股现在还隐隐作痛呢，这就是昨天迟到的恶果。今天再迟到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我能想象得出，那简直就是“不堪设想”。伤痕累累的屁股上怎经得起再添新伤，不行，要避免吃生活只能自己救自己了。我一骨碌爬了起来，下了床，三下两下就把衣服穿上了(阿婆说在**不能穿衣服)。
要说迟到，昨天也就是那么几分钟，而且还是进校时间，离上课早着呢。昨天就是阿婆没动手，其结果我又睡过了头，再搭上一顿臭打。你别小看这几分钟，在睡梦里可它是好长好长的呀。昨天的晨梦我从新年里开始，一直做到放暑假，经历了许许多多开心和不开心的事。最后还是自己醒了过来，一看电钟，只多了睡几分钟。俗话说夜长梦多，而我却要说晨短梦长，同时它也使我对“黄梁一梦”有了切身的体会。 天早已大亮，今天不知为什么我又睡过了头。严冬刚过，初春的清晨仍然寒冷异常。厚厚的窗帘早已拉开，一缕阳光射进了房间，那光柱里闪闪发亮、希希拉拉的小灰尘在上下飞舞，好像在和我说上午好，又像在嘲笑我要迟到了。窗外北风在呼啸，虽然门窗紧闭，没了那窗帘的挡道，冷空气趁机偷偷地穿过窗门的缝缝，挤进屋里来暖和一下。难道还嫌屋里不够冷，没看见玻璃窗还结有一层薄薄的冰霜？这是不是书上说的“春寒料峭”
其实德明家的房间并不大，只有二十平方米。他家有七口人，他有两个哥哥和两个弟弟，住得非常拥挤。后来他爸爸就请人在屋子里搭了一个阁楼，两个哥哥就睡在上面。不过这个阁楼很低，人要躬着腰，行动不便，这还是张妈(德明妈)的意思。德明告诉我，如果阁楼里能站人的话，房管所就要算面积收房钱了。
我们的学校座落在“纪念馆”(**一大会址)的树德里(现在的新天地)。这条弄堂四通八达，是我们玩耍和游戏、特别是官兵捉强盗的好地方。这里各式各样的新、老石库门房子都有。其中有幢大房子很特别，它有十几间屋子，楼梯通道很多，七拐八弯的，特别适合捉迷藏。听大人说，它以前曾是药房。
我们的小组
五十年代出生的孩子特别多，德明妈说一解放上面就鼓励多生孩子，因为人多好办事。小孩一多，原来的小学就挤不下了，所以上海的小学只能分上下午制。这星期上午上课，下午全班分成四五个人一小组，在某个住房比较宽敞的同学家里做作业和复习。我们称之为课外学(自) 习小组。下星期则上午去学习小组，下午上课。
班主任周老师站在队伍的后面，不时地看着手腕上的表，她又要看我的好戏了。不行，这次我要让她失望。我把书包背背好，双手捂住口袋，飞快地跑到了队伍的后面。“周老师好！”
我吐出的白气又粗又长，就像火车头上冒的烟。
把手伸过来。”周老师每天都要检查我们的个人卫生状况，如：指甲剪了没有，脸和手洗干净了没有，衣服、手帕是否整洁，等等。我们练习簿的背面都印着“三要三不要”，来督促我们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当然，我们男生是主要的检查对象，好像讲卫生只是我们男生的事。
我快步下楼，一溜烟地跑了出去。
说是阿婆，其实她和我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她一人独居，和我们同住一幢房子。她住三楼前楼，大家都叫她前楼阿婆。她带了我之后，对我像亲孙子一般，大家便叫她巍国阿婆了。她人可好了，非常乐意帮助别人。当年我阿哥出生没几天，每天夜里哭个不停，而且嗓门大得可怕，像只大雄鸡(我妈说的)，吵得我父母整天晚上都睡不好觉。阿婆就对我妈说，这孩子晚上那么吵，要影响你们白天上班的，夜里就让他和我一起睡吧。我爸妈当然是求之不得。这样，阿哥从产院出来没几天，阿婆就带他了。到了我，出院第一天，阿婆就把我领到她房间了。
她待我们就像亲孙子一样，我也对她最亲。其实阿婆一点也不缺钱，她就是喜欢我们俩。为了我们，她放弃了许多。我一岁多一点的时候，老爹(她男人)死了，在香港的子女几次三番地要接她去香港住，让她享清福，她都拒绝了，她是舍不得我们啊。
上学去(一九六五年早春二月)
“阿魏，阿魏。快起床了！”阿婆一边叫，一边来掀我的被子。这是阿婆的一贯做法，因为她知道光凭动动嘴巴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所以她叫我起床一般不会超过三次，接下来的就是动手了。当然，阿婆拉我被子是有分寸的，力量不大不小。力小了掀不开，力大则被面弄不好要撕坏，她有过一次教训。
“阿婆，你就再让我睡一分钟吧。”
这是老一套了，她是怕我把玩的东西带到学校去，被老师骂。我早已作了防备，自己还没笨到这个地步，便大大方方把书包递了过去：“看吧。”
见我如此爽快，阿婆挥了挥手：“今天就算了，快走吧！”
出门前我又瞄了一眼电钟，离进校还有一分钟。这对我来说足够有余了，一分钟我好跑几个一百米啊。
“今天怎么又没油条？” 什锦酱菜不配我胃口，我一边抱怨，一边狼吞虎咽起来。
“还想吃油炸桧 (油条) ？昨天你要了四分钱去看小人书，我还没向你妈讨回来呢。”
我心里格登一下，阿婆这招击中了我的要害，再也不吱声了，省得节外生枝，再添麻烦。几口就把剩下的豆浆灌了下去，一手抓起没咬完的大饼，一手拎起没扣上的书包就站到了阿婆的跟前。这是每天的必修课，阿婆说穿衣服一定要穿出派头来才能出门。她嫌我衣服穿得不好，丢她的脸，所以每天出门前，她都要帮我把衣服弄服贴了才放我出门，好像我不是去上学，而是去做客人。
一时间，前楼好婆、亭子间嫂嫂、老太婆、小媳妇和一些佣人，揉着惺忪的眼睛，拎起马桶奔向马桶车。那马桶车为正长方形，全身被一层厚厚的柏油漆得乌黑发亮，上有一个正方形的盖子。以前马桶车是手推的，现在都装在了三轮车上。马桶由她倒进粪车，还要用水冲一下，那马桶里的就像粮食一样，一点也浪费不得。
装满后，她就把马桶车踏到嵩山路上南市区体育馆隔壁的公共厕所(我们称之为“嵩山茅坑”)把粪倒掉。听人说，她每倒满一车，就能领到一枚像老虎灶的竹筹子，凭竹筹子结账拿钱。有一回，我看到她马桶车上挂的筹子竟有十枚之多。我想她每天把一只只马桶拎上又放下，跟举重运动员陈镜开(第一个打破世界记录的中国运动员)也差不多了，手臂上的肌肉一定十分发达，满满的一桶大便有多少份量啊。我想倒马桶蛮辛苦的，做苦力的不算，还要饱受各家各户气味各色各样大便的熏陶。
还好，阿婆和我们家的马桶都包给了里弄服务站，由阿姨来倒掉和刷洗，所以没有必要早起。听阿婆说每只马桶清洗费是每月一块钱。
说我是懒惰虫真有点冤枉我了。事实上我这个人从小就有早起早睡的好习惯，每天晚饭后立刻洗脸洗脚，六点钟准时上床睡觉，春夏秋冬，雷打不动，弄得像个庄稼人的孩子。清晨总是赶在外滩海关的大自鸣钟敲六响之前起床(钟点之前敲得是什么曲子我就不知道了)。当然，弄堂里那几只饥寒交迫，中气不足的公鸡打鸣是弄不醒我的。但凌晨弄堂那头远远传来的画眉叫声，有时却能把我唤醒，这是什么道理？
那时我还很小，好像只有两、三岁。每天天没亮，绝大多数人还在梦乡里，弄堂里就传来了“笃笃笃，卖糖粥”的竹筒声。那敲击声在宁静的弄堂里悠悠回荡起来。其实它的音量并不大，只是告诉要买粥的：我来了。它吵不醒贪睡的人们，反而有催眠作用，我只要听到笃笃笃很快又睡着了。阿婆买好粥，就把我和阿哥叫起来，说粥要趁热吃。我只记得有时粥里还有赤豆和桂花白糖等。现在那卖糖粥的老头早就不来了，也不知他去了哪儿，但从小养成的习惯是改不掉了，习惯成自然麻。
除了卖糖粥的，前几年弄堂里还有卖菜的摊头。天还没亮下面就是吵吵嚷嚷的买菜声，反正一开称，买菜的和不买菜的一道弄醒。弄堂里的人写信反映情况，想把菜场赶出弄堂，但上面一直拖着没办，那卖菜的要吃饭啊。弄堂菜场是吵，但对我们小孩来说却有它的好处，因为收摊后那柜台就是我们小孩的活动场所。大家是爬上高低，打乒乓，拉单杠，捉迷藏，打牌，下棋，翻麻将牌，反正大家把它当成儿童乐园了。后来有个小孩练轻功，从柜台上跳下，不慎跳断了脚骨，于是大家再联名写信到办事处，最终将弄堂菜场赶了出去。
我们的回家作业都很少(和现在比)，一般在小组里就能完成，好像快乐的游戏就是我们校外时光的全部。童年的游戏是那样的丰富多彩，那些生动有趣的游戏，给了我们多少难忘的经历和快乐。游戏中，我们度过了幸福的童年；游戏中，我们增强了体质，学到了知识；游戏中，我们获得了最初的友爱。<!--PAG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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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德明、小黄和两个女生，晓萍和丽华分在一个小组。丽华任小组长，在德明家办小组。德明的妈妈在里弄生产组工作，平时能把活拿回家做。这样，她的一只眼睛就可以放在我们身上，我们也就老实一点，周老师要的就是这一点。
我熟练而且非常自信地把衣袖往上一拉。她把我双手翻来覆去，反复地查看，想看出点什么名堂来。今天她的愿望又落空了，我的手和手臂可以说是全班男生中最干净的。阿婆每天晚上都要给我的脸、脖子、双手和两臂擦肥皂，她说要干净每一天。个别同学的手不干净，周老师只要用大母指用力一搓，你就漏陷了。她就要你回家洗干净了再来。好在我们都是就近上学，一个来回三分钟就足够了。
“把袖子拉好。你再晚到半分钟，我很想听听你还能编出什么样的理由。” 她找不出什么破绽，有点不甘心，一脸严肃，用一种听上去很不满意的口气对我说。
我低头不语，钻进了队伍，跟着大家唱了起来。
不过我阿哥人小志大，他要培养自己什么独立生活的能力，说将来要进住读学堂(即好学堂)，十岁光景时便下楼独自一人去睡了。
从我哥开始，阿婆陆陆续续给人家带过六、七个小孩。时间长的有四五年，短的也有一、两年。阿婆的手势好，孩子个个都是白白胖胖的。带孩子，阿婆在我们这里是出了名的。有的孩子刚来时，瘦得像个猴子，就是养僵了(没长好)。但到了阿婆手里，不出个把月就能让他胖起来。有的孩子浑身都是奶癣，结了痂，有股奶腥气，看到就头痛，没人肯带。阿婆就收下来，当自己的孩子来养。她用茶叶水给他们擦身洗头，几个礼拜的功夫孩子身上的奶癣就退尽了，那效果比看医生都好。不过有一点我很看不惯，就是阿婆喂孩子奶糕和粥时，总要先在自己的嘴里滚一滚再喂。我问她，她说这样就不会烫着孩子了。 现在不少老人和家庭妇女都在给双职工家庭带孩子，一是解决人家的后顾之忧，二来也能挣点钱。阿婆带过的孩子，不论时间长短，都和她非常亲热。每当一个孩子要走的时候，她都要大哭一场，因为她和孩子的感情已经很深了。我的体会是，刚会迈步的小男孩最好玩，而且男孩皮厚，骂他不会生气，傻呼呼的。女孩就不一样了，碰不碰就要哭，哄起来很麻烦，我看到就触气(不顺眼)。
我一跑出弄堂，远远看见我班的同学早已四人一行排好了队在原地踏步，两条胳膊整齐使劲地左右甩动着，昂首挺胸，雄赳赳、气昂昂，齐声高唱：“学习解放军，爱国爱人民，紧握手中抢，练好真本领……”好像不是去学校，而是像解放军上前线打仗一般。而旁边三班和四班的队伍则参差不齐，拖拖拉拉，无精打采，有气无力，大概早饭没吃饱。这样的兵上了前线怎么能打胜仗。
我一边咕哝着，一边紧紧拽住被子，就像一只死活不肯被挤出壳的皮虫。我想张开双眼，但这两只眼睛有点不听大脑的使唤，睁不开。现在我是半睡半醒，也就是说我能说上几句，但身体还有点僵硬，这又像一条还没从冬眠中完全苏醒过来的蛇。要是阿婆硬把我拖起来，我就彻底苏醒了，要是她只动口不动手，我又会睡死过去，接着冬眠。
“不行，我不能再惯你这条懒惰虫了，今天你再迟到试试看，难道昨天的教训你忘了？
阿婆这这么一说，我便松了手，把头伸出被窝，扒开被眼屎紧紧粘住而且有相当份量的两张眼皮，朦胧的睡意全堆在脸上，斜着眼瞄了瞄墙上的电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