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余切从早上洗漱后，到晚上睡觉前，都能见到邵琦这位女记者。

他写作时，邵琦在外面等着；他去纽约参加华人作者的研讨会，邵琦也跟着来。拉美作家之间举行的文学沙龙，邵琦也想去采访，这让其他一些注重隐私的作家感到不快。

嘿！我们这里不欢迎记者！

邵琦把余切当KPI了，她不甘心这个“中国名片”一样的人物，竟然是美国华人拍来更有影响力！

如果在创作技巧上，后发的中国人天然落后于西方记者，那就只有在血脉关系上靠拢了。他们拍摄的毕竟是一个中国作家。她可以比美国记者，更走进中国作家的心里面。

邵琦抓住机会，和余切谈论自己的家务事，努力和余切处成好朋友。

这种行为有用吗？

刘祥成看在眼里，他评价道：“其实没什么用，我们是记者，记者一般来说要大于普通作家；但是顶级作家又要远远高于记者，由于巨大的话语权差距，我们是无法成为朋友的。”

“为什么？”邵琦说，“余切是一个真诚的人。他不像你们许多美国人那样，一成名了就瞧不起其他人。”

刘祥成摇头：“你还是不明白。这种情况就像是上帝和神父之间的关系，上帝当然不必感谢神父替祂传颂事迹，相反，神父因为重复说上帝说过的话，才显得高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