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切问骆一禾：“这个通知一定得那么麻烦吗？咱用电视机……哦不，收音机通知不行吗？”

电视确实太贵了，一台熊猫牌的黑白电视卖六七百，普通人得攒两年。大家买不起。

骆一禾却说，“不是每个作家，都像余老师你一样写得快的，有些人创作十分困难，过的也窘迫，连生活也不能自理。”

十二月初，骆一禾给余切带来了《人民文学》的新一期，上面的最后一页，就写上了获奖名单。

骆一禾所说的那些小说全在里面，但余切更关心的是小说背后的首发杂志：《昆仑》、《青春》、《沪城文学》、《花城》、《十月》……

首都和沪市的刊物，竟然占据了大半壁江山，把《军文艺》、《丑小鸭》等也算进去，首都又占了其中的大半部分。

“所以，还是得寄信？”

“当然了，寄信是最稳妥的。余社长，咱新现实社团还开不开会了？”骆一禾忽然话锋一转。

余切说：“开个屁，人都跑完了。”

看来，中国的文坛在首都啊，当一个作家怎么能不在首都呢？

在首都，提前一周就知道内幕消息，在外地，光是寄信通知就得一周多，前后就是半个月。

这边已经喝上庆祝的小酒，那边还在怀疑自己是否落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