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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选择上海有复旦的原因。
但也不只是为了复旦的文凭,更是为了踩在改革的鼓点上。
傍晚去大队部盖章时,许老实正蹲在石碾子上算账。
许成军从枕头下摸出本《参考消息》,是钱明托人从县城废品站淘的,上面有篇短文:《上海将试办出口加工区》。
他指着“出口加工区”五个字:“以后这里要跟外国人打交道,要懂经济,懂外语,懂怎么跟世界接轨。”
钱明的眼睛亮了:“跟外语有关?那我考北外,以后说不定能去上海外贸局工作!”
《解放日报》的社论比别处敢说,外贸局的文件里藏着政策风向,连弄堂里的老太太都能说出几句“经济特区”。
对他这种带着未来记忆的人来说,上海就像个打开的信息库,每一条新闻都可能藏着机遇。
尤其是他写的东西,可能比这个年代更“前卫”。
“去上海读大学?”
老队长把烟锅往鞋底磕了磕,满是老茧的手在推荐表上拍了拍,“那地方洋气得很,你能习惯?”
“去学本事。”许成军递过印泥盒,“学怎么让地里的麦子卖上价,怎么让咱村的土产走(本章未完,请翻页)
“说不定。”
许成军笑了。
再过几年,上海的外贸系统会像海绵一样吸纳人才,钱明的英语本事,在那里说不定能真正派上用场。
“前卫”既是机遇,更是风险。
他得找个庇护所。
“你看这个。”

